華爾街憾事

　　經濟學家、華爾街資深政治家亨利·考夫曼證明，那種認為無人能預見到金融危機的看法是錯誤的。他并非唯一一位發(fā)現金融體系和央行觀念中存在結構性缺陷的人士。不過，他比大多數人都發(fā)現得更早。正是這些缺陷引發(fā)了過去兩年的災難。

　　有些人認為，央行的一項重大任務就是在聚會進入高潮之時把裝滿賓治酒的玻璃杯拿走。在他的最新著作中，考夫曼再次與這些人站到了同一戰(zhàn)線。這種觀點在艾倫·格林斯潘當上美聯儲主席之后便過了時。作為一名自由市場的狂熱信徒，格林斯潘認為很難辨識信貸泡沫，無論用何種方式戳破這些泡沫都是危險的，因此最好還是在事后收拾殘局。

　　我們現在知道，以這種自由主義的做法操控貨幣政策會讓我們付出何種代價。此外，正如考夫曼所言，這種做法缺乏一致性。美聯儲往往在市場繁榮期放任不管，而當資產價格暴跌時極其積極地放松政策，并對過度舉債的金融機構伸出援手。這種存在道德風險的雙重標準，只會促生更多冒險行為。這也有助于解釋上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家庭債務的激增以及當前的通縮威脅。

　　美聯儲對金融體系集中度提高的縱容，是考夫曼最大的不滿之一。自1990年以來，美國十大金融機構持有的金融資產份額已從10%升至逾50%。這些被認為“規(guī)模過大以致不能讓其倒閉”的機構，對金融穩(wěn)定和市場競爭過程構成了威脅。

　　我們近期獲得的經驗表明，正如考夫曼所預見的那樣，這些機構不夠透明、難以管理、內部充滿利益沖突。它們還過于依賴存在缺陷的經理人激勵機制以及錯誤的風險管理模式，后者（在建立時）對新產品方面的歷史參數過于倚重。

　　考夫曼的偏見理由充分。他對理論經濟學家對“高效”資產負債表的嗜好不感興趣，這種資產負債表導致企業(yè)在經濟衰退時喪失清償能力。他認為，被民間視為英雄的央行官員們存在某種根本性錯誤。金融架構的變革，致使制定貨幣政策的任務變得更為復雜。考夫曼擔心，美聯儲長期以來對此存在低估。因此，美聯儲花了很久才認識到信貸危機的整體規(guī)模，這并不足為奇。

　　考夫曼關于銀行業(yè)的核心見解雖老套而簡單，但十分深刻：因為銀行主要通過短期存款和微薄的股本基礎為自己的運營融資，所以它們必須在自身的創(chuàng)業(yè)動力和受信責任之間尋找平衡。哪怕是在形勢最好的時候，這種平衡也難以捕捉。一旦失衡，金融危機就會導致整個社會走上大政府和社會主義的道路，甚至更糟——類似納粹德國出現的局面�？挤蚵�是在1937年逃離納粹德國的。

　　這本書提供了哪些補救措施呢？考夫曼長期以來一直信奉“狹義”銀行業(yè)，即有擔保的存款應該只投資于低風險資產，而高風險的金融活動應該由無擔保的基金提供資金。他表示，將商業(yè)銀行業(yè)務與投資銀行業(yè)務分離的《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Glass-Steagall Act)從來都不該被廢除。

　　他補充道，整個金融體系的資本基礎需要極大擴充，對債務更為有利（相對于股權）的稅收偏見應被消除。規(guī)模過大的金融集團應該瘦身，并被強制分拆資產。或者應該通過收緊監(jiān)管和限制措施，迫使這些集團朝“公共事業(yè)型”銀行業(yè)模式轉變，變得非常健康，從而不會倒閉。如果披露機制不能得到顯著改善，考夫曼認為有理由將信用評級工作交給監(jiān)管機構負責。

　　推進這項工程需要加強國際合作。央行官員們應該回歸傳統(tǒng)道德準則，磨礪自己操控賓治酒杯的能力，而其余人應該意識到：更廣泛的金融界必須有這樣一種認識，即隨著分析和風險管理的定量技術成為主流，金融歷史遭到了過度的忽視。

　　成為一名金融預言家的職業(yè)風險在于，不可能準確預測出泡沫何時會破滅。這意味著，那些務實的市場從業(yè)人士往往會對早期預警半信半疑�？挤蚵�曾在背運的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擔任董事，而雷曼的首席執(zhí)行官迪克·富爾德(Dick Fuld)卻未能聽從這位卓越的經濟學智者的警告，這實乃一件憾事。